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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价格信号促成的生态体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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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03月08日 01:59 作者：黄杰夫 来源于：21世纪经济报道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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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下中国有两个很热门的词。一个是“碳交易”。我在北京各大学给同学们做讲座，无论是环境、经济、金融、法律和国际关系等专业的本科生还是研究生，都对毕业后进入“碳交易”这个行业表示了浓厚兴趣。
另一个是“股指期货”。2010年中国证券市场最重要的一个发展，非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的上市交易莫属。而作为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产品，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，更将使中国的证券、期货行业的素质实现实质性的提升。
从股指现货、期货交互行走这个意义上看，股市是一个阴、阳组合的辩证体。期货平台作为一个价格发现、风险转移的体系，在维持市场的整体稳定——动态的稳定。一个人如果阴阳失调，他会得病。如果一个市场体系（比如股市），只有“阳”，没有“阴”，它能是健康和真正“稳定”的吗？利率市场、汇率市场亦然。
在碳市场方面同样如此。
经过近六年的讨论，美国东北部10几个州（包括纽约州、新泽西州、马萨诸塞州和缅因州等）的州政府于2009年1月1日，联合推出了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Cap and Trade（总量控制下的排放配额交易）的强制措施，即RGGI体系。这些州的GDP加起来大约3万亿美元。
2008年8月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（CCFE）推出了RGGI的期货合约的交易。一个月后，州政府第一次拍卖了1260万吨的RGGI碳排放配额。当天，共有59个机构参与竞拍，包括电力企业和金融企业（流动性提供商）。
在中国，针对二氧化硫的Cap and Trade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年。尽管国家“十一五”计划中有明确的二氧化硫的Cap，但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二氧化硫配额的市场定价体系。
硫交易也好，股指期货也好，最终要有一个透明的价格信号和有深度流动性的二级市场。有了这样一个市场的存在，排放企业就可以按照碳价格信号的引导，在市场上对冲企业的合规（compliance）风险-就如同企业利用金融工具来对冲自己的原材料（大宗商品）风险、利率风险、汇率风险、股价波动风险等一样。
在过去的一年中，中国社会各界、尤其是企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国家在“十二五”计划中将会出现二氧化碳强度的指标。虽然加了分母，但依然是对分子（二氧化碳排放）的相对限制。有了限制，因而出现了稀缺性。此时，如果建立了一套相应的市场机制，碳价格便可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。
去年10月，我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言时，提到按照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的政策措施，到2020年中国实现的二氧化碳的减排量，可能比一些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。所以问题的真正核心，不完全在减排量，而在于减排成本。
对于中国的排放企业来说，到2020年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%到45%。如果单靠行政手段，假设企业的合规成本可能是每吨减排成本是10元；如果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，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，降到8元，或者7.5元。市场化的交易，不是为了惩罚排放企业，而是给他们一个激励机制（incentive）。
有些学者担心，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欧美国家不够发达，恐怕不能形成透明的碳价格信号并有效配置资源。
的确，中国的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都不到20年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的股市和期市，都取得了长足进展。例如，2009年3月，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了螺纹钢期货合约。上市短短8个月之后，日成交量就达到了300万手的业绩。这在国外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在股指期货方面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已于2006年9月揭牌。
在未来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当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；随着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市场及其参与者的国际化，一些重要的技术细节会慢慢浮出水面。
世界“碳交易之父”桑德尔（Sandor）博士，创建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。而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，Sandor博士在美国最早发明了利率期货。当时，大部分专家学者都笑话他，认为看不见、摸不着的利率，是不可以像石油、铜、大豆等商品进行期货的交易的。几十年后的今天，按照 国际清算银行2009年数据，利率衍生品OTC交易的规模，达到了400多万亿美元。
上个月，我和Sandor博士在北京吃饭。席间，我们聊到了Cap and Trade碳交易的点子和金融创新。他引用了雨果的一句名言：“没有比恰逢其时的点子更有力量的东西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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